朱熹则有道兼体用、合理气的说法。

当然，道家讲道的地方最多，道就是他们的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。这里，天道与人道是完全统一的。

道、器作为直接与形而上、形而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对哲学范畴，最早见于《易·系辞传》：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思诚作为人道的核心内容反映的是人对于天道之诚的体会与自觉，或者说，人之思恰恰是天道之诚的自觉显现。对这个问题的澄清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清楚的认识。灶是一个人，他以天文现象预言将有火灾，子产以这一段话来批评他。有形迹者即器也，见于事实即礼义是也。

联系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说，它就是天地生生不息之大德，人性与人性之善，都是此生生之道的延伸与张开。其二，道是总体性、综合性的范畴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 原载《论宋明理学——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，第244-260页。

朱熹理学作为新儒学，也不例外。所以，他主张人们要按规律行事。总之，凡人所为之物都是有规律的。……如云‘气化有道之名，说得是好，终是生受辛苦。

此外，朱熹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哲学，决不是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没有关系，相反，他是玄学、佛学和道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。《阴符经》有一个重要思想，就是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

但理是形而上者，是生物的根本，气是形而下者，是生物的材料。他说：大抵天下事物之理，亭当均平，无无对者。如为君须仁，为臣须敬。为了贯彻他的理想，他不仅强调穷理，而且强调力行。

朱熹显然看到一般同个别的某些关系，即看到一般不等于个别，同时，又包含了个别，个别中有一般，一般存在于个别中。这同老子的道生一，有生于无的思想虽有区别，但也有联系。从理来说，太极中包含了众理，总括了万物。[55] 他似乎很强调理的能动性，但这样一来，却又把理的动静与物的动静割裂了，这实际上否定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。

[4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九。这里确含有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因素。

[5] 圣贤怎样说呢？只曰‘形而上者谓之道，或曰‘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。物质运动的原因不在外部，就在物质本身之中。

[61] 这同他关于动静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万物之中，又各具一理。且如作舟以行水，作车以行陆。所谓践履，就是去实行这个天理。反过来也是一样，既是道德论的至善，必然也是事理当然之极[67]。到了北宋，张载在批判佛、道唯心主义的斗争中，提出由气化有道之名的唯物主义学说。

[26] 可见，舟只可行之于水，车只可行之于陆[27]。[35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四。

它通过事物表现出来，但归根到底还是先于事物而存在的，并在事物之上主宰事物的。他说：清虚一大，……渠本要说形而上，反成形而下，最是于此处不分明。

文路子当从那里去，自家也从那里去。在他看来，凡是产生的，都是按照固已有之的理实现出来罢了。

但朱熹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儒学大师，他讨论的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这一类问题，因而具有理性思辨的特点。他说：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，有此理便有此天地。朱熹说：事事物物皆有个极，是道理之极至。朱熹显然也看到了其中的某些关系，认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一面。

因此，理一旦堕入气中，就不免受到各种限制和束缚，显不出它的纯洁性。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？[53] 曹端也是一个理学家，他对朱熹的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。

[31] 罗钦顺：《困知记》卷上。但这些能不能说就是唯物主义思想呢？我认为要作具体分析。

一般说来，朱熹在谈到规律时，应该说，他的理学观点是贯彻始终的。他通过对性即理的论证，要人们尽性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。

[47] 所谓论其生，是从时间上说，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，不能说先有太极之理，后生出阴阳之气。这就是朱熹所谓的天理。但是由于朱熹夸大了其中的一个方面，运用错误的逻辑推理，把这种关系推到了极端，结果走向了反面。即万物都是由本体太极派生而来，故体中有用，由万物化生看，是由体而达用。

[3] 但这个思想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。他所谓体和用、本和末，本来具有本质和现象这样的意义。

我们不能说，理有规律的意义就是唯物主义，对于规律，是可以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种理解的。就是说，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早就被创造出来了。

有这静之理，便能静而生阴。因此，惟其理有许多，故物有许多[7]。